译海生涯 | 童年，无望的开头—— “孩子，贫困的我们不能异想天开”

作者简介

苏文林 1945年生，辽宁省清原县人。1968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英语专业，副译审。1968年9月至1970年2月，山东寿光，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炮兵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3月至1978年6月，在陕西洛南，任四机部895厂（国营华南器材厂）情报室英语翻译；1978年7月至2005年11月，陕西咸阳，任信息产业部（原电子部4400厂（彩虹彩色显像管总厂，后为彩虹集团）外办副主任翻译；2005年11月17日退休。

1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长白山余脉上的一个人口不超过五万的山区小镇。我出生的那年——1945年，正是日本投降的年头。父母不知吃了多少亡国奴之苦，总算从侵略者的铁蹄下挣脱出来。

从我记事时起，一切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痕迹已荡然无存，没有一丝的印像。仅有的打着日本印记而我又用过的两件东西是一条军用毛毯和一件军呢上衣。毛毯为黄色，记得一个角上印着黑五星，是我中小学时每次下乡劳动必带的行李，又结实，又暖和。军上衣也是黄色，纯呢的，铜扣子。

▲ 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

七八岁时，有一天下午，我去胡同口打开水，遇到了张疯子——一个四十多岁的疯女人。她先于我接水，转身却将水泼在我身上。一杯子滚烫的开水全泼在了我的后背上。大人们吓坏了，以为我一定是烫坏了。多亏了那件军呢上衣救了我，一点儿也没烫着。这就是我至今还记得这两样东西的原因。 

开水炉是老式的那种，用洋铁皮敲成的，一人多高，是街头理发店用来烧开水、理发兼卖水的，二百元（现在的二分钱）一个暖瓶。 

我的母亲生养了十一个孩子，就留下了我们七个。我排行老三，还有一个姐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母亲是个文盲，但是她待人有礼，也很爱干净。她教育我们知书达理，常受到人们的称赞。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颇识文字。父亲兄弟三人，大伯父是个不务正业的混子，常赌钱，借钱永远由我父亲出面偿还，他四十岁得病死了。二伯父很早就外出做事，是个账房先生，后来有家公司招人，他就当上了职员。父亲自己是在一家酱菜园里学徒。

后来，我的故乡——辽宁省新宾县在沿铁路线的一个地方开辟新县，叫做清原县，不知是否是取“清河之源”之意。新宾县是八十年代全国成立的第一个满族自治县，现在还有清朝发源地的皇宫等历史古迹。

父亲因为去清原镇郊正在教书的伯父那儿玩，逛了一趟新县城。街上游逛时被一个酱菜园内站柜台的学徒看到，叫了进去。是原来在新宾一起学徒的好友，经向掌柜的求情，把我父亲收作学徒。他回去向伯父一汇报，当即得到批准，从此，便在清原扎下了脚跟。那时父亲二十岁，距今年已经有六十五年了。 

童年时家里很穷，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开头的，不可能对自己的前程有何奢望，更不可能指望当一个什么翻译。那时，连外语为何物都不知道。

收音机当时还没见过，只是街头电线杆子上安了个大喇叭，广播些讲话、唱歌之类的节目。我实在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钻到那么高的小玩意儿里去的。 

后来，普及有线广播，家里也买了个小喇叭。我用纸板糊了个匣子，挂在墙上，再用一铁条插进地下当作地线。从此，家中的文化生活便以这个小小的喇叭为中心了。

可是为了这个小东西也付出了代价。一家人忙着捣鼓这小玩意儿，却忘了圈那只家中唯一的下蛋的老母鸡，结果丢了。全家改善生活的手段没有了，好让母亲伤心了一阵子。 

另一个改善生活的手段是我和哥哥一起去河里摸鱼。镇子边上有一条大河，雨季里水大，旱季水小。钓鱼不成，就去远处的山间小溪，但是我们天生不善渔，收获无多。

可是，镇子边上朝鲜人开的水渠里能摸到像样的鲫鱼。用铁丝串成串儿，回来晒干，用盐腌好，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也不错。可惜油不多，当时每人每月才供应二两，只能白水煮或者用火烤着吃了。 

家中九口人，只靠父亲每月45元的工资维持。所以，翻山越岭去打柴便是我和哥哥俩人的任务。无论何时，只要是不上学，我们必是去打柴，拉着一架双轮胶皮车，往返七八十里。

冬天则是扛着个爬犁。更早些的日子，家里没有车，只有靠肩扛。记得也带过两个幼小的妹妹和弟弟一起去，途中我要往返无数趟，来回地接他们。我自己是最大的一扛，打成人字形的马架子，垫上衣服，也免不了双肩红肿，甚至磨破。 

冬天，大雪没膝，北风怒号。

我们扛着那沉重的柴禾翻山过河，累得口水不断地往上翻。吃的是冻成了冰块的玉米面饽饽夹咸菜，就着雪吃下去。这样熬过了好多年。

哥哥比我体质弱，干活我是主力，可耐性差，常发火，不想干或饿得直叫，总是哥哥分出他的那份中的一半给我；过河时，他总是走在上水头为我挡水；大风里，他也总是走在我的前面为我挡风。

晚上到家，我们棉鞋棉裤湿了个透。几个姐姐妹妹忙着端上早已热了几遍的饭菜来，有的忙着为我们洗衣服、烤棉袄，好不忙乱。

学校生活更不用提了，整天打架惹事，屡屡被校长叫去训话。记得那时还剃了个光头。最常打架的是和那些朝鲜族的孩子，因为我们老骂他们“高丽棒子”。我有两次眼睛差点儿被打瞎，一次被他们用石头打破了前额，血流如注。家里穷，也没钱看伤，疼痛只有自己忍着了。 

姐姐因为是老大，所以替妈妈分担了不少家务。长大后嫁给了一位军官，使得我才有勇气上了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都是由姐夫和姐姐供出来的，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哥哥比我大两岁，高我两个年级。因为没考上大学，被分配到一个农村小学当了名教师，后来调到了中学，教了一辈子书。 

家境贫困，使得我们不得不自己种些菜、养猪。烧柴全由哥哥和我包了下来。母亲还推着小车上街卖些父亲所在的食品厂批发的腐乳、臭豆腐。我每天放学时推着手推车去接，把母亲连人带车都放在车上，一起推回来。

有时，母亲为了多卖点儿，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城郊的一个村子里去卖，那正是在我们中学附近，我先把车推到学校外的马路旁，放在那儿进学校，母亲再从后面赶上来，推着过了铁路去村子里卖。可是不记得放学时再去把她接回来过，为此不断地受到同学们的嘲笑，整天“臭豆腐臭豆腐”地喊个不停。

有时，星期天也要代母亲出去叫卖。记得那是在初中，我小学时的班主任，一个和蔼可亲的女老师来我的车上买臭豆腐，我还少收了她二分钱。 

一个严冬的早晨，母亲又要外出去叫卖，让我先给她推到一个地方去。我老大的不高兴，没好气地推上车就走。母亲在后面小跑着，嘴里还在不断地说着好话哄我。车过一个结了冰的小土坎，因为我气急败坏地猛推过去，车向前翻去。

一个小缸向前倒了下来，拦腰折断。缸里的臭豆腐顿时洒满马路，我却幸灾乐祸地站在边上看着。母亲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中途却重重地摔了一跤，爬起来时已经满脸是血。我难过地大声嚎叫起来，我们母子俩抱头痛哭。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大一件伤了母亲心的蠢事，每每想起都不能原谅自己。 

兄弟姐妹中，还有一个印象深的就是最小的妹妹。她平时不声不响地忙碌着，帮助妈妈操持家务。每年开学，是我犯愁的时候。因为交不起学费，家中千方百计地申请免学费。但是子女多，不可能全免。我每每被老师罚站，惶惶不可终日。 

2

上了初中，性格变化巨大。我成了一个不爱交往、不声不响的人。当时，初高中都极难考。由于学习成绩好，还是考上了。初中班主任是个刚从附近抚顺市师范学校分配来的女老师，教数学。

记得她姓陈，有一次她带我们下乡劳动，我不幸被一个县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不小心碰伤了左眼眶。当时肿起老高，这伤疤还在，只是在眉梢上，不太难看。陈老师百般关心，生怕我父母怪罪。我告诉她，我家孩子多，父母绝对没问题。她领我去附近的公社医院看伤。那个干部也多次来驻地看我。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陈老师一直对我很好。后来听说和我们的图画老师搞对象，使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难过了好一阵子。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图画老师太大了，根本就不配当我们陈老师的对象。他们后来并没有“成功”，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是我中学时期记忆最深刻的启蒙老师。 

到初中毕业，我一直担任物理科代表，后来的班主任姓李，戴着一副眼镜。他对我也一直很好，正是因为他的极力劝阻，才使我打消了去上师范，以减轻家庭负担的念头。

现在该是我提起是什么力量使我对外语发生如此深厚兴趣的时候了。尤其是在我不知外语为何物的少年时期，能够如此心驰神往，动力究竟来自何方？那还是在初中。有一天，课间休息，我和几个同学呆在教室里没有出去。有一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像外国话那样的东西。好像他还念了出来，却是一句中国话，说是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我在小学时就学过，只是压根儿就没学会，并且那是一种像中文的偏旁部首一样的文字，当时叫做“国音字母”。他写的这种却像外国字。一时间我深深地被这行漂亮的“外国”字所打动，心中蒙发了学好汉语拼音的渴望。 

小时候，家里没有钱。看电影只有想办法“钻园子”：和伙伴们一起从厕所、围墙那些不太严实的地方钻进去。如果不幸被揪送出来，就在大门外等着电影放映到一个多小时后，看门人有时会发善心，放我们进去。

那可是天寒地冻的东北，有这么大的精神头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再长大些，我就拣些废铜烂铁和碎玻璃什么的去卖。所挣的钱，大头交给家里，小钱就拿去看电影或者买外国小说看。 

当时的电影，大部分是翻译过来的苏联电影，这也是培养我对外语感兴趣的一个因素。印象深刻的有《伟大公民》《难忘的1919年》和《牧鹅少年马季》等。

我一个人沿着河堤去五里外的中学读书的路上，嘴里嘟哝些连自己都听不懂的“外国话”，模仿些外国人的动作。上高中时，开了俄语课，兴趣大增。老师留的一切作业全部完成。小地方，无任何课外读物，偶尔见到印着俄文的碎纸片也要仔细琢磨半天。

记得上学的路上经过班主任家的后窗。班主任是个姓徐的中年男子，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听说是沈阳当了右派下放来的俄语翻译，陪过苏联专家。他家有时用俄文版的《中苏友好报》糊窗户，因为报纸的中缝上印着中文的报名。内容其实一点也看不懂，不过有时还是偷偷地看上半天。

再大些，在新华书店看些订书单，查查有什么俄语、英语之类的书刊。一次有了点钱，向北京国际书店写了封信，邮购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建议》，即后来的反修文章“九评”中的“一评”。其中有些字句也看懂了，因为有中文本对照。

放学回家就打开姐姐存放在家的电子管收音机，收听短波的北京俄语广播，几年不间断，尽管始终没有听懂过几句完整的句子。可见我对外语的爱好是多么深切。由于有兴趣，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前几名。全班五六十人，俄语考试不及格的大有人在，而我永远是90分以上。外语教师没有不知道我的名字的。而高中时学外语，只是从书本上学，偶尔课堂上被叫起来读上几句课文和对话，也只是胆战心惊地勉强应付过去。

这时，从外地大城市调来一个叫谭忠义的同学。他能在课堂上用俄语和老师流利地对话，使我羡慕不已。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原因之一就是我佩服他的外语水平。他是俄语科代表。他因为是住宿生，平时有些钱也交给我母亲保管。 

童年时的我，因为家穷，和别人一样，穿些由哥哥和姐姐穿小了的衣裤。使我最感到难过的是，我必须拣姐姐的衣裤。因为虽然哥哥比我大两岁，可是他块头没有我大，拣不成他的东西。

我为了那些经母亲精心改的女式衣裤，不知哭了多少场，尤其是那种旁开门的女式裤子。平时还可以蒙混过去，一下乡劳动可就麻烦了。和同学们住在一起，换洗时晾在院子里便露了馅。每每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又会让我好不伤心。 

到了高中一年级，性格并无大的改变。不爱交往，见了女同学不爱说话。这事还是起因于初中。同班有个女同学不知为什么对我一直很好，而这些都是平时无意中发觉的。无论何时何地，每次“无意”相遇她总是主动与我打招呼，还把我带到她家交换小说看。记得我借给她的头一本小说是《烈火金刚》。那是一本有关抗日战争的长篇，收音机里正在播送，非常吸引人，是我用平时积攒下来的钱买的。除父母外，我记得她还有一个姐姐。我站在窗外，说几句话就走了。

那时也就十几岁，心里朦胧地有一种不知是什么的神秘滋味。你要是把那叫做初恋也许可以。因为那大大地改变了我平静的生活，平时常想起她。可是后来她分配到了师范学校去读书，而我被老师阻拦了下来，仍在读没有读完的初中。后来偶尔见面，我却不好意思主动和她打交道，最终以不了了之告终。可是她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是我真正结交的第一个女朋友。

清原一中高三·二班同学名单（自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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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她考上了辽宁大学。她能考上大学是因为那个师范学校后来解散了，他们又划回我们清原一中。原来有两个班，他们划为第三班。那个班考上大学的不多，她竟然考上了，确实不容易。

那时尽管教室相邻，见面已无言以对了。我们都长大了，性格也都更加腼腆。可是她在我心中那么多年，永远是我少年时期心目中的高贵公主。失去了她后，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这种心情一直带到大学乃至毕业。

童年就这样结束了。经过一场拼搏，我终于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录取。从此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也为我跨入社会开了一个好头：从毫无希望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迈入了改变命运的漫长人生之路。 

-end-

图文 | 苏文林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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